1949年快结束的时候，有个年轻小伙，名字叫黄开衡，他从湖南永兴县的乡下，一路波折走到了长沙城里。

要出门的时候，爸妈跟他说：“去省城找找你二叔吧，听人说，他现在职位挺高的，说不定他能帮你谋划个前程。”

走到省委大院门口那儿，守门的保安拦住他问要找谁，黄开衡稍微一愣，然后赶紧说：“我是来找我二叔的，他叫黄时瑄！”

看到看门人一脸困惑，黄开衡猛然间记起，老爸提起过二叔现在改名叫做黄克实了。

黄开衡赶忙补充道：“说起我二叔啊，他以前名字叫黄时瑄，不过现在大家都叫他黄克诚了，他还是我们省委的一把手呢！”

一听到“黄克诚”这名字，战士瞪大了眼睛，惊讶地说：“哎呀，没想到你竟然是省委书记的侄子啊！”

后来，他带着黄开衡去找了他的二叔，也就是黄克诚。

黄克诚，他小时候叫黄时瑄，是在1902年的10月1日来到这个世界的，出生地是湖南省永兴县的一个穷苦农民家里。

黄克诚家里孩子多，所以他从小就得很懂事，经常帮忙干些活。像砍柴啊，捡粪这些，都是他常做的，就是为了能让爸妈少操点心，减轻点家里的负担。

黄克诚慢慢长大了，到了该念书的年纪，可家里穷得叮当响，根本没法供他上学。后来，村里人都说黄克诚这孩子脑瓜子灵光，不读书真是白瞎了。多亏了他哥哥黄时玑，站出来帮忙，黄克诚这才有了踏进校门的机会。

春节一过，1920年那会儿，黄时玑扛着大包小包，把黄克诚送到了县城去上学。过了那么几年，黄克诚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湖南省的第三师范学校。

家里头东拼西凑，在亲戚朋友的帮忙下，总算是把学费给凑够了。然后，黄克诚就让他的哥哥黄时玑陪着，一起去衡阳上学了。

走之前，我哥把他辛辛苦苦攒的钱塞给了黄克诚，跟他说要专心读书，家里的事不用操心，有他在撑着呢。

黄克诚瞅着自个儿的兄长，心里头啥滋味都有，他暗暗打定主意，非得用功读书不可，以后得让家里人都能享上福。

上了学之后，黄克诚开始了解到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他才意识到，竟然还有种方法能让大伙儿过上舒坦日子，保证每个人都能填饱肚子。

后来，黄克诚决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黄克诚讲道：“一加入党组织，我就感觉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心里头那个激动啊。那时候，我算是有了个真正的精神依靠，脑子里的想法也多了起来，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了。参加老百姓的活动，我也是越来越积极了。”

后来他得到了党组织的推荐，去了广州，参加了由林伯渠、毛泽东、李富春这些大名鼎鼎的共产党领导人负责的国民党中央的一个政治培训班，而且还顺利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在北伐那会儿，黄克诚参军了，进了国民党军队，干起了指挥官的活儿。

1928年的时候，党组织给黄克诚分配了个任务，就是让他带着几位同志回他们老家湖南永新县。到了那儿，他们得张罗些活动，跟乡亲们拉近距离，还得确保农民们的活动都能顺顺当当地进行。

拿到这个任务，黄克诚心里是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他终于能见到家里人了；犯愁的是，他怕因为干这事儿，会给家里人带来麻烦。

回到家，哥嫂瞧出我这次回来是有任务的，所以他们也没敢多嘴问啥，就是悄悄地帮我把生活上的事儿都给安排妥当了。

黄克诚当了团长后，很快就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为了不让家人受到牵连，他白天只能藏到山里头，要等到很晚很晚，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敢悄悄回家睡觉。

黄克诚工作得太拼了，他哥哥黄时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所以，黄时玑决定让老婆刘德姬每天给弟弟送饭去。每天，黄时玑做好了饭，就让刘德姬把饭装进桶里，然后亲自给黄克诚送去，好让他弟弟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尽管有哥哥嫂子的帮忙，黄克诚把事情办得挺漂亮，可还是有对头察觉到了他的动静。

那时候，有两个坏人闯进了黄时矶的家门，碰巧黄克诚正在屋里打盹呢。

那时候，嫂嫂刘德姬心里头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可表面上还是装得挺镇定的。

刘德姬拎着一桶水，往猪圈那边走去。猛地一下，她把潲水桶重重摔在地上，扯着嗓子大骂：“那只讨厌的野猫，又来偷咱家的吃的了！”

这时候，屋里的黄克诚被吵醒了，他一下子反应过来嫂子话里的含义，然后悄悄地从屋后溜了出去。

黄克诚明白，一旦被察觉，他就得赶紧离开。为了不让家里人受到牵连，他给家人留了个简短的字条，然后就悄悄跑到别的地方躲起来了。

后来，黄克诚又回到了队伍的怀抱。从那以后，他挺长一段时间都没跟家里人通上信儿。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黄克诚就被安排去了湖南，在那儿当上了湖南省委书记。

然后，就出现了故事最开始的那个场景。

黄克诚跟黄中衡聊了几句，弄清楚这家伙原来就是大哥黄时矶的儿子，自己的亲侄子。然后，他就问侄子这次来找自己是为了啥，结果侄子说是想让他给找个工作。

“你学历咋样啊？”黄克诚问道。

黄开衡回答道：“我就上过一年学。”

黄克诚琢磨了一会儿，很认真地跟侄子聊起来：“确实，你爸妈对我挺好的，我挺想念他们的。但话说回来，你这学问不高，能干啥合适的工作呢？我觉得吧，要不你去煤矿工作，挖挖煤咋样？”

黄开衡一个劲儿地摆手说：“挖矿的事儿我可不干，我还是想去上学读书。”

黄克诚提议道：“要是觉得读书挺有意思，那就去报考湖南的那所革命大学吧。”

第二天，黄开衡去考了个试，题目是要他写一篇东西，主题叫做“说说新民主主义是个啥”。

但是黄开衡从来没进过校门，考不上也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事儿。

黄克诚那时候不光是湖南革命大学的校长，但他没给自家侄子走后门。他跟侄子讲：“我觉得啊，你还是去衡阳铁路上班吧，当个信号工，咋样？”

不过，黄开衡铁了心要去念书。看侄子这么执着，黄克诚就安排他去长郡中学，从初中一直念到高中。

出发前，黄克诚跟侄子讲：“我最多就是给你指个方向，剩下的路怎么走，那就得靠你自己琢磨了。”

黄开衡学习特别努力，他读完高中后，考上了中南政法学院，然后在1959年成功完成了学业。

黄克诚当上省委书记的那一年，他忙得团团转，根本抽不出空回老家。可巧的是，他哥哥黄时矶竟然主动来看望他了。

因为好几年都遇到天灾，哥哥的日子过得挺艰难，身子骨也变得特别差。一到冬天，就算是穿上了厚厚的棉衣，坐在烧得旺旺的火炉旁边，他还是冷得直打哆嗦。他这次来找弟弟，就是想让弟弟想办法帮他找件皮大衣来暖暖身子。

他爽快地答应了，可回头一想又头疼起来。买皮袄得花钱，这是一码事，关键是就算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货。皮袄在湖南特别抢手，还得靠指标呢。虽说黄克诚是湖南省委书记，但他从不因私事占公家的便宜，这事儿他也不会破例。

后来，他突然想到，北方的皮袄应该比湖南这边多得很，于是他就给在察哈尔军区当司令员的王平写了封信。信里头，他请王平帮忙给弄件皮袄，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都行。

王平很快就把事情给处理好了，最后黄克诚一分不少地把钱给支付了。

黄克诚不光对家里人管得严，他自己也是给大伙儿树榜样，身体力行。

1941年那会儿，苏北地区先是遭了大水灾，紧接着又是长时间的干旱。庄稼收成不好，再加上敌人到处抢粮食，老百姓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这样一来，新四军那边粮食不够吃，供给就成了个大难题。

黄克诚赶紧把大家召集起来商量办法，他说咱们部队可以自己动手开地种粮食，这个想法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

第二天一大早，黄克诚自己就拿起锄头去开地，种上了番茄、黄瓜、豆角、玉米这些庄稼。种地得施肥，但那时候化肥还没影儿呢，最好的就是用人和动物的粪便当肥料。

那时候，黄克诚所在的3师指挥部就安置在罗桥村，他自己是住在村里一个姓张的农民大哥家，那位大哥名叫张学成。

他一清早就扛起了村里人家用的粪篓子，出门去拾粪了。

没多久，黄克诚率先动手拾粪的事情就在整个师里传得沸沸扬扬。他这么一带头，官兵们也都跟着忙活起来，一股开垦荒地种粮食的风气就兴起来了。新四军通过自己种地搞粮食，不光吃得比以前好了，跟老百姓的关系也更融洽了。

以前啊，黄克诚有个习惯，他拿到部队发的毛巾后，会先用剪刀将其一分为二。等下次再发毛巾时，他就说自己手头的半条毛巾还挺新，然后把新发的那条让给那些更需要它的战友。

黄克诚冬天有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他不用柴火烧热水洗澡，而是直接洗冷水澡，就为了省点柴草。

他带着第三师的队伍来到了阜宁县的孙西庄，把师部的营地设在了孙福宣的家中。

冬天里的一个清早，天还没亮透，大概是凌晨四五点的样子，孙福宣躺在床上，耳朵里突然传来了倒水的声音。到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公鸡开始打鸣那会儿，他又听到了那阵倒水的声音。

后来，每天都发生同样的事儿，孙福宣和他老婆心里都挺纳闷。有天一大早，公鸡刚开始打鸣，院子里就又响起了倒水的动静。

孙福宣轻手轻脚地爬起来，想瞅瞅外面发生了啥。他推开门一瞧，眼前的场面直接让他愣了神：黄克诚就穿条短裤，站在冷飕飕的风里头。他刚刚用冷水洗了澡，这会正拿着干毛巾擦身子呢，看起来就像天生就不怕冷，跟钢筋铁打的一样。

那天，孙福宣悄悄地没跟黄克诚提这事。到了第二天清早，他就跟警卫员聊上了：“这天气冷得跟冰窖似的，黄师长居然还用冷水洗澡，他就不怕把自己给冻出毛病来吗？”

警卫员满脸敬意地答道：“黄师长有个老习惯，就是洗冷水澡。不管啥时候，春夏秋冬都一样，他每天都会四点就起床，从头到脚用冷水冲个遍，擦干身子后，就出门去跑步。”

“真没想到啊！”孙福宣兴奋地喊道，“黄师长瞧上去瘦瘦弱弱的，挺文静的一个人，干起活来却特别有劲头，连着好几个晚上不睡觉，也一点不觉得累！”

打仗那会儿，部队里头都是统一分配东西，不管你是领导还是小兵，待遇都一样。每个月，每个人都会分到点油，大概三两吧，还有四两黄烟，再就是两小盒火柴，生活就这么简单过着。

黄克诚烟瘾挺大，一到晚上还得挑灯熬夜。他那两盒火柴，没几天就用完了。这样一来，有时候想抽烟却没火柴，他就只好跑到乡亲们家里的灶台里借个火。

有一天，张兴旗瞧见黄克诚弯着腰，费劲地在炉灶里点火，这样弄得他又累又没法专心做事。于是，张兴旗就偷偷地帮他多拿了两盒火柴回来。

黄克诚瞅见后，立马就给张兴旗退了回去。

“兴旗啊，咱们和官兵们一样，都得等到需要用火柴的那一刻，才能给咱们发火柴，不能提前给。”

黄师长，你整天忙着为全师的兄弟们张罗事情，心里头装着的都是怎么赢下这场抗战。多用那么两盒火柴，真的不值一提嘛！

黄克诚心平气和地跟张兴旗讲：“没日没夜地忙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但我可不能搞半点特殊，要不然，将来这支队伍还怎么管理呢！”

后来呢，张兴旗就把那两盒火柴给退回去了。接着，黄克诚索性自己去买了打火刀和火石，用来点火抽烟。

有一回，有个人来访，黄克诚拿了根烟给他，警卫员就用火柴帮他点上了。等客人离开后，黄克诚跟警卫员讲：“以后要是再有客人要抽烟，咱们就用火刀和火石来点火，别再拿火柴用了，啥都得省着点。”

黄克诚在推动增产节约这事儿上，真的是自己先行动起来给大家做榜样。就因为这样，1942年的时候，他被全军选为了“节约能手”。

刘少奇在军队的一个大会上，跟各个师的供给部长们聊天时，老提起一件事：“咱们全军有7个师，其中3师啊，就是那个黄克诚带的师，人数是最多的，可他们花的钱却是最少的。咱们真该学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黄克诚这个人啊，衣服总是穿得破破烂烂了才肯换新的。他非得等到衣服实在没法再穿了，才舍得把它换掉。

有一次，黄克诚大将军因为身体不舒服住进了医院。医护人员看到他身上穿的衣服上竟然还有补丁，心里都挺纳闷，于是就偷偷地问他身边照顾的人：“黄老平时都是穿这样的衣服吗？”

工作人员说：“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医护人员一脸惊讶地说：“这可真出乎我的意料。”

黄克诚是个言传身教的人，他从不帮侄子找工作，而是让他自己去打拼。对自己的孩子，他要求得更严，常跟他们说：“你们得自己加油，靠本事出人头地，别指望我能给你们开后门啥的。我这人啊，没那个特权路子给你们走。”

黄克诚给自己家里定了个规矩：单位给配的小车，那是办公用的，绝对不能拿来办私事。家里的亲人要是坐这小车去显摆，那可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行为，这事儿绝对不行。

1980年的时候，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要办婚礼了，有人就跟黄克诚提议，说这次能不能破个例，让黄晴用专车去接新娘。可黄克诚一听，立马就摇头拒绝了，他说：“这个例不能破。年轻人嘛，坐公交也好，骑自行车也罢，都是可以的，干嘛非得开小车去显摆呢？”

最后，我家小子真的踩上自行车，去接他的新娘子了。

黄克诚和他老伴儿平时的一言一行，给四个孩子树立了好榜样。这四个小家伙都挺自律，做事从不靠别人，都是自己有多大本事就做多大的事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地干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又回到了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有人看他住的房子实在有点老旧了，就好心劝他要么搬个新家，要么把房子修缮一下。但他呢，一概都给回绝了。

不过因为他住的那房子实在破得不像样，有次屋顶上朽掉的木板居然掉下来一块，就那么巧砸在了他床边，好在人没事。出了这事儿，他才答应把屋顶给修一修。

可是当他一听说翻新得花上好几万块钱时，他立马就变了卦，说哪儿坏了就修哪儿，没必要整片整片地弄，得想办法省钱。

有次，他跟老婆唐棣华聊天时说：“中央纪委有规定，领导干部只能有一套单位给的房子。既然有了这规矩，咱们就得打头阵，照着做。现在我单位已经给我安排了住处，那你单位之前分给你的宿舍，咱就得退回去。”

唐棣华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乾面胡同里的那套房子啊？”

以前啊，唐棣华她们单位在乾面胡同给了她一套有三个房间的房子，于是她和孩子们就搬过去住了。平时呢，他们就只有周末才会回到大水车胡同4号院来。

1965年，黄克诚调到山西工作后，大水车胡同4号院就不住了，唐棣华他们全家都搬进了那套单元房里，挤在一起住。

1979年快过国庆节那会儿，我堂弟黄时申跑去北京探望了他的叔叔黄克诚。在准备离开的时候，村里的领导就让黄时申帮忙给黄克诚带了点东西，是30斤香喷喷的茶油。

黄克诚立马就让堂弟黄时申把茶油拿回家去，可黄时申觉得这事儿挺棘手的，最后走的时候找了个理由，还是把茶油给留下了。

黄克诚知道这事后，马上吩咐手下的人按市场价格算好钱，然后汇给村里的领导。他还自己动手写了封信，告诉老家的党员干部，以后别再干那种请客送东西的事情了。

碰到非常时期，有个医生被人给误会了，实在没办法，他就想着给黄克诚和中纪委写封信，说说自己的冤情，希望能得到帮助。

黄克诚一听说这事儿，立马就给那位医生工作的医院党委写了封信，让他们好好再查一查，把事儿给解决了。结果问题真的得到了很好的处理。那位医生压根儿没想到黄克诚会这么上心，心里头别提多感激了。于是他就给黄克诚回了封信，说自己以后肯定要更加卖力工作，还顺便送了一筐苹果给黄克诚，表示谢意。

他特地跟手下的人说：“那筐苹果，咱们得一定退给人家。”手下的人听了，就把那筐苹果拿到店里，请店员帮忙处理了，然后把卖得的钱给那位医生寄了过去。

黄克诚老爷子晚年那会儿，身子骨不太硬朗，特别是到了冬天，支气管炎就闹得厉害，咳个不停，浑身上下直冒冷汗，有时候这一咳就是好几十分钟停不下来。

领导知道他的身体不太好后，好几次都让有关部门给他找个好地方休息，就是京郊那边气候挺不错的玉泉山，让他去那里疗养。

黄克诚婉言谢绝说：“我这把老骨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得赶紧给党多干点实事，哪有功夫去休养啊？”

黄克诚这一辈子，他心里想的都是怎么对党和国家好，怎么让人民群众过得更好，他从不在乎自己能得到啥好处。

他对自己花钱总是很仔细，可一旦别人遇到困难，他就会特别大方地帮忙。从领工资的那天起，他每个月都会从自己薪水里抽出一笔钱，拿去支援那些革命烈士的家人。

1986年的时候，黄克诚老爷子在医院躺着，感觉自己的病情挺严重的，治也治不好了。于是，他就跟医生说，别给他开药和治疗了。他讲：“我现在没法再为党出力了，你们就别在我身上花国家的钱了，把那些药留给还能干活的同志们吧。”

他一直在说：“我现在身体都快不行了，还能为老百姓做什么贡献呢？为啥还要拿大家的钱来给我治病呢？”

医护人员没办法，只能找几个力气大的士兵帮忙按住他的胳膊，给他打针输液。但只要他稍微清醒点，就会立马把呼吸机管子和针头给扯掉。

1986年快结束的时候，黄克诚老先生走了。秘书后来问唐棣华关于黄克诚追悼会的事儿，唐棣华看了看黄克诚的生平介绍草稿，把里面几个夸他夸得有点高的地方给删了，然后淡淡地说：“他这辈子从没为自己争过什么，咱们还是按他的性子来办吧。”

黄克诚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开始，就一直实实在在地按照党的要求去做，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留下了“楷模典范”的耀眼故事。

黄克诚这辈子，过得简简单单，没啥花哨。他一辈子都在给老百姓帮忙，心里装的全是老百姓的事儿，时刻都想着咋能让大家过得更好。

心里有个信念，做起事来就特有劲头。黄克诚这辈子，心里头装着的就只有党和老百姓，他靠着这股信念的力量，一路走来都是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